暑假最後一個週末，桃園同德國小陳則穎老師的手機響個不停。不是行政公務，是家長訊息。

「老師，我兒子說班上有人不跟他玩，可以幫我了解一下嗎？」「她回來一直哭，說分組沒人要選她。」開學前一週，這類訊息像約好似的集體湧入。陳則穎苦笑：「家長其實不在意第一次月考考第幾名，他們真正睡不著的，是孩子在學校有沒有人一起吃飯。」

這不是單一教師的個人觀察。台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DFC台灣）8月26日發布的2026《AI時代家長焦慮調查》，用數字印證了這個現象——72.6%的家長最擔憂孩子在學校人際關係受傷，輾壓「學業成績退步」（不到五成）與「未來找不到工作」。

從產業面來看，這份調查最令人玩味的不是「同理心被重視」——說真的，誰會反對同理心？真正的訊號是：家長已經意識到「知識的階級正在崩潰」。當ChatGPT-8或DeepSeek-R2可以在三秒內生成一篇臺大醫學院的論文摘要時，傳統教育還在用「背多分」衡量孩子，這不是落後，是錯亂。但家長也矛盾——不希望加課，卻希望學校解決所有問題。這種「外包式期待」，恐怕是下一代人際斷裂的根源之一。

表象：成績不再是唯一焦慮源

這份針對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三年級家長、有效樣本318份的調查，戳破了一個長年迷思：多數家長早已不把學校當成「知識補給站」，他們把學校視為「社會化訓練場」。調查中，「孩子受挫折缺乏韌性」、「學習失去興趣」被選擇的比例緊追在人際焦慮之後，顯示家長擔憂的是「整體適應力」，而非單一科目分數。

其中一個數字值得停下來想一下：60%的家長認為學校提供的「人際與情緒支持資源」不足。但有趣的是，當問到「希望學校如何加強」，高達63.1%的家長選擇「融入既有學科」，只有不到兩成的人贊成「另開課」。

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家長知道問題很大，但不信任「加課」能解決問題，他們要的是體制內的滲透與翻轉。

真相：AI加速了「關係的失能」

調查中最尖銳的對比落在這裡：54.7%的家長認為「同理心」是AI時代孩子最需要的能力，超過「邏輯力」的47.2%與「創造力」的41.3%。這意味什麼？

意味著家長在潛意識裡已經完成了一個認知革命——知識可以靠AI補，但「理解另一個人為什麼難過」，機器做不到。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師黃小萍在調查座談中點出關鍵：「孩子越來越常使用AI，他們在虛擬跟真實的世界不斷穿梭。老師需要更多準備，但在教學進度、行政工作與班級經營之間，還需要完整的課程配套、共備時間與專業支援。」

這段話背後藏著一個殘酷現實：老師被夾在體制進度與學生心理健康之間，手上只有一張課表。

「我的經驗是，同理不是只靠老師提醒，孩子要真的一起做事情，才會在過程裡學著合作、處理衝突。」——桃園市同德國小教師 陳則穎

這句話其實點出了「為什麼講再多同理心理論都沒用」——因為同理是一種肌肉記憶，不是知識點。就像你無法靠看影片學會騎腳踏車，孩子也無法靠聽課學會「被拒絕時怎麼不崩潰」。

各方角力：三種期待，三種重量

這份調查其實勾勒出一幅「三明治壓力圖」：

家長端：期待學校扮演「關係教練」，但不願孩子課表再被壓縮。63.1%的「融入既有學科」聽起來合理，實際上等於把問題丟回給第一線教師——你怎麼在教「分數除法」的同時，還教會一群小學生處理排擠與孤單？

教師端：陳則穎老師的發言很委婉，但弦外之音很清楚——同理心需要「真實的共同行動」才能長出來，不是晨間談話講個繪本就有效。但現行課綱與評鑑機制，並不鼓勵老師花兩節課讓孩子「一起完成一件事」，因為「進度會落後」。

學生端：他們是夾在中間最安靜的一群。當知識可以從螢幕上秒得，他們真正匱乏的是「放學後有人可以講真心話」。DFC台灣執行長許芯瑋用了一個很精準的詞：「新型態弱勢」。

「過去教育弱勢多是經濟或資源不足；但AI時代，當知識與答案愈來愈容易取得，如果孩子缺少理解他人、與人合作的能力，也可能在真實關係中，成為一座座彼此疏離的孤島。」——DFC台灣執行長 許芯瑋

這句話值得讀兩遍。過去的弱勢看得到——沒錢補習、沒有網路。但「新型態弱勢」是隱形的——他有iPad、有AI家教，但他不知道怎麼開口邀請同學一起玩。

深層影響：一個2.6%的反差，藏著最大警訊

調查中有個容易被忽略的數字：家長對「學校培養同理心」的期待度高達54.7%，但只有不到三成的人認為學校「目前做得好」。這個近25個百分點的落差，不只是「不滿意」，更是一種系統性信任赤字。

為什麼學校很難「教」同理心？因為現行教育體制的底層邏輯是「可測量的產出」——國文可以段考、數學可以計分，但「你能不能感受同學的情緒」怎麼打分數？

這不是學校的錯，是整個社會還沒有準備好為「關係能力」建立一套新的評估語言。於是同理心變成「抽象的美好願景」，永遠排在「要考的科目」後面。

DFC台灣已經啟動為期兩年的「改變教育孤島計畫」，目標很明確：協助老師培養孩子「同理行動」能力，不是多一本教材，而是設計可以融入既有課程的「行動模組」。

這些能力需要在一次次互動中練習，而老師，就是最有機會陪孩子練習的人。——許芯瑋

這句結論很溫暖，但壓力也全落在老師身上。試想：一位導師面對30個孩子，每個孩子背後都有不同的家庭故事、不同的情緒地雷，要在每天6節課裡完成進度、改完作業、還要「陪練習」——如果沒有行政鬆綁與課綱彈性，再多的計畫都是空中樓閣。

未解之問：如果AI能當朋友，我們還需要練習嗎？

文章寫到這裡，一個尖銳的問題卡在那裡：如果未來AI可以模擬完美朋友，永遠不生氣、永遠回應、永遠記得你的生日，孩子為什麼還要辛苦地學「理解真實人類」？

這是家長焦慮最深層的源頭——不是怕孩子成績不好，是怕孩子寧可跟AI聊天，也不想跟真人打交道。而後者，是任何演算法都補不上的空洞。

這份318份問卷的調查，樣本數不大，但折射出的訊息很清晰：台灣家長已經嗅到「關係能力」將是下一代最昂貴的奢侈品。但昂貴不在學費，在於它無法速成、無法補習、無法靠刷題獲得。

開學那天，當孩子背著書包走進校門，我們或許該問自己的不是「他這次會考第幾名」，而是——

「今天，有人跟他一起坐在操場邊吃午餐嗎？」

那個答案，比任何一份成績單都更接近教育的本質。

下一步，你可以怎麼做？

如果你也是這場「新型態弱勢」焦慮中的一員，與其等待學校系統改變，不妨從這三件事開始：第一，每週固定留一段「不插電的晚餐時間」，讓孩子練習描述今天「誰讓他笑了」和「誰讓他難過」，不給評價只傾聽；第二，主動詢問老師班級內是否有「合作型任務」的設計，例如分組完成一個小專案，而非只是分組寫學習單；第三，關注DFC台灣等非營利組織的教師支持計畫，當家長集體發聲要求「課程鬆綁」，學校才會有空間讓老師陪孩子練習那些「考不出來的事」。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自由時報發布。

常見問題 FAQ

什麼是「新型態弱勢」？跟傳統弱勢有什麼不同？

「新型態弱勢」指的是在AI時代，即使孩子擁有充足的物質資源與知識獲取管道，但缺乏理解他人、與人合作的能力，導致在真實人際關係中成為孤島。傳統弱勢是經濟或資源不足，新型態弱勢則是關係與情緒能力的匱乏。

為什麼家長不贊成學校「加課」來培養同理心？

63.1%的家長希望將同理心教育「融入既有學科」，而非另開新課，因為孩子課表已經過度飽和。家長擔憂的是「加課」只是形式上的應付，反而壓縮孩子休息與互動的時間，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老師在培養孩子同理心上面臨哪些困難？

教師需在教學進度、行政工作與班級經營之間取得平衡，但缺乏完整的課程配套、共備時間與專業支援。同理心需要透過真實的共同行動來練習，但現行課綱與評鑑機制難以支持這類非量化的教學活動。

DFC台灣的「改變教育孤島計畫」具體在做什麼？

這是一個為期兩年的計畫，目標是協助老師培養孩子「同理行動」的能力。重點不是新增教材，而是設計可以融入既有課程的「行動模組」，讓孩子在真實的合作與衝突中練習理解他人，不額外增加教師負擔。

※ 此篇文章由 AI 改寫或生成，內容僅供參考，可能存在錯誤或不準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