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數字震驚了所有人：240天。從通報到現在，台北市那位10歲女童歷經了整整八個月的等待，性傷害案件中的她，始終未被安置。
前總統蔡英文日前在社群平台上發文，說她「不捨」。台北市長蔣萬安也貼文回應了，但外界質疑他沒道歉、避重就輕。社群上的怒火燒向第一線社工，質疑他們為何「盡可能不安置」。
但國民黨市議員楊植斗拋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把整件事翻了過來——這套社工依循的「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DM）」，是蔡英文政府時期正式實施的制度。規則妳訂的，現在出事了，妳跟著網路一起檢討社工？
表象：一個讓人心碎的個案，與一個急著表態的政治圈
先還原一下事件本身。台北市這名10歲女童疑似遭受性傷害，通報後，社工人員進行了714次訪視與聯繫，但始終沒有將孩子從原生環境中移出安置。240天過去，傷害可能已經發生，或持續發生。
任何人都會心疼。一個十歲的孩子，理應在安全、受保護的環境裡長大，卻得面對這樣的創傷。蔡英文說「不捨」，蔣萬安說「檢討」，民進黨議員指控「延宕200多天未安置」、「社工不專業」。
政治人物搶著表態，社群上的情緒像滾水一樣沸騰。但當焦點全落在「誰該負責」的時候，有些更關鍵的問題被忽略了。
「檢討制度不代表可以將所有責任推給第一線社工，更不能為了政治操作，把努力保護孩子的人送上網路公審。」
——台北市議員楊植斗
真相：一套「避免安置」的制度，與一群照章行事的社工
楊植斗追查了制度的源頭。根據衛福部的報告，2019年7月，蔡英文政府全面正式實施「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DM）」三項工具。賴清德上任後，這套機制繼續沿用。
去年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當中，明確寫著這套機制的核心重點之一，就是「透過安全計畫避免不必要的家外安置」。
換句話說，基層社工不是「不作為」。他們在240天內做了714次訪視與聯繫，依循的是中央訂定的遊戲規則——盡可能不要安置，透過其他方式處理。
然後呢？當事情不如預期，第一個被推出來面對網路公審的，就是這群每天站在第一線、拿著政府頒布指南做事的社工。
「基層社工按照政府制定的制度做事，事件發生後卻成為第一個被究責、遭網路批評的對象。」
——楊植斗
這裡有一個殘酷的矛盾：政府訂了一套「避免安置」的指引，社工照做了，出事之後，政府卻跟著民意一起指責社工「沒有安置」。制度設計的邏輯與究責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馳。
各方角力：當一個孩子的悲劇，變成政治攻防的戰場
這起事件裡，有幾條互相拉扯的線。
第一條線：中央與地方。蔡英文發文、蔣萬安被質疑。但楊植斗點出了一個關鍵——蔡英文不只沒替第一線社工說話，反而跟著發文，「為網路出征的火焰添柴加薪」。
第二條線：制度設計者與執行者。SDM是蔡政府時期上路，賴政府繼續沿用。政治人物推給中央、中央推給地方、地方推給社工，但訂規則的人，始終沒有出來面對規則本身可能失靈的問題。
第三條線：專業判斷與政治正確。714次訪視，社工的專業判斷是「不需要安置」——或者說，依循制度的判斷是「盡可能避免安置」。但當輿論壓力來了，「專業」突然變得一文不值，取而代之的是「你為什麼沒早點安置」的獵巫式質問。
「如果制度真的有問題，當然要改，而且必須改，但制定制度的人更應先面對自己的責任，而不是站在第一線社工背後捅刀。」
——楊植斗
說真的，誰來替這714次訪視背後的社工說句話？他們不是不做事，他們是照著你訂的規矩做了八個月的事。結果換來的，是被民進黨議員指控「不專業」，被網路輿論圍剿，被前總統的「不捨」貼文間接推上風口浪尖。
深層影響：一個失靈的制度，比沒有制度更可怕
這起事件暴露的問題，遠比單一個案嚴重。
第一，SDM這套機制，到底有沒有失靈？「避免不必要的家外安置」是一個很理想的原則——家外安置對孩子來說是巨大創傷，能避免就避免。但問題是，判斷「必要」與「不必要」的標準是什麼？714次訪視的過程中，有沒有一個明確的決策節點，告訴社工「現在已經到了必須安置的程度」？
第二，制度失靈的代價，為什么總是由第一線人員承擔？這在台灣的公部門不是新鮮事。政策由上而下制定，資源由下而上消耗，出了事，責任由上而下推卸。社工成了「祭品」，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站在最前面。
第三，這起事件會讓未來的社工更「保守」還是更「積極」？當一個依循制度做事的社工，最後變成全民公審的對象，你覺得其他社工會怎麼想？下次遇到類似的案件，他們會選擇「大膽安置」還是「小心觀望」？
【編輯觀點】從產業面來看，這起事件真正該被檢討的不是社工，而是一套缺乏「例外處理機制」的決策模式。SDM的核心精神是避免不必要的安置，這本身沒有錯，但問題在於：當一個案件經歷714次訪視、長達240天仍懸而未決，系統裡竟然沒有一個「強制介入」的警示閥。這不是個案的問題，是系統設計缺乏安全網。蔡英文說要「檢討」，但她任內上路的SDM，為何從未針對「高頻率訪視但仍未安置」的極端案例建立預警機制？如果檢討只是找戰犯，而不是補系統漏洞，那下一個240天只是時間問題。話說回來，楊植斗點出了一個政治現實：訂規則的人永遠有理由說「這是第一線的執行問題」。但我們都清楚，當你訂的規則本身就是「避免安置」，你就不能回頭指責社工「沒有安置」。這不是邏輯問題，這是責任問題。
未解之問：道歉之後，然後呢？
楊植斗說，蔡英文若要談檢討，應該先向那些被政治人物圍剿、被網路霸凌，卻仍每天站在兒少保護第一線的社工「道一聲歉」。
這個要求，可能永遠等不到回應。
但比道歉更重要的問題擺在眼前：SDM這套制度，到底要不要改？怎麼改？誰來負責改？
蔡英文時期的制度，賴清德繼續沿用。現在出了事，民進黨議員指控社工「不專業」，蔡英文發文說「不捨」與「檢討」。但整件事從頭到尾，沒有一個政治人物站出來說：「這套制度是我們訂的，我們來扛。」
一個10歲女孩的240天，714次訪視，一套「避免安置」的制度，一個被推到火線上的社工群體，以及一群急著切割的政治人物——這不是單一個案的悲劇，這是整個兒少保護系統的結構性失靈。
如果今天的檢討，最後只停留在「更換幾個社工」、「加強幾場訓練」，那下一個240天，我們還是會在社群上看到另一個讓人心碎的標題。
下一次，誰來承擔？
給讀者的一句話
這篇文章不是要你選邊站——藍的、綠的、白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10歲女孩的240天，不應該只是政治攻防的籌碼。你可以做的，是持續關注這個議題，要求中央與地方公開檢討SDM制度的決策節點與預警機制，而不是讓社工繼續背鍋、讓制度繼續失靈。兒少保護不是藍綠的問題，是我們所有人的問題。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ETtoday新聞雲發布。
常見問題 FAQ
SDM是什麼？為什麼這套制度會影響社工是否安置兒童？
SDM全稱「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2019年7月蔡英文政府時期正式全面實施。這套機制的核心精神之一，就是「透過安全計畫避免不必要的家外安置」，因此社工在判斷是否將孩子帶離原生家庭時，會優先傾向「不安置」——除非達到明確的危險標準。
240天未安置，社工到底有沒有失職？
從現有資訊來看，社工進行了714次訪視與聯繫，並非「沒做事」。爭議的核心在於：社工依循中央訂定的SDM制度執行「避免安置」策略，但制度本身是否缺乏「強制介入」的預警門檻，才是真正該被檢討的問題。直接將矛頭指向社工，是弄錯了方向。
蔡英文在這起事件中的角色是什麼？
蔡英文在事件曝光後發文表達「不捨」並稱要「檢討」。但楊植斗指出，SDM制度是在蔡英文任內正式實施的，基層社工是依照這套制度行事。批評者認為，蔡英文不應在事件發生後跟著輿論批評社工，而應先檢討自己任內上路的制度為何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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