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地區在歷經重大災害後，其偏鄉部落與校園的心理創傷正逐漸浮現，包括高齡長者與青少年族群皆面臨嚴峻的身心挑戰。現有的在地支援系統，如部落巡守隊與校園輔導機制，雖發揮關鍵作用，卻也暴露出經費短缺、專業人力不足以及資源分配失衡等中長期困境，亟需政府與社會各界正視並規劃永續的重建策略。

部落長者心靈重建：在地支持與經費隱憂

花蓮縣光復鄉阿陶莫部落的重建之路，不僅是硬體的修復，更是一場漫長的心靈療癒。許多高齡長者在災後出現明顯的焦慮與恐慌，尤其在雨天，雨聲往往會觸發他們的不安情緒。儘管曾有心理醫師介入，但長者普遍對「看醫生」抱持排斥態度，深恐被貼上標籤而卻步。

在此背景下，由部落青年組成的巡守隊，憑藉著與長者間的熟悉面孔與深厚信任，成為不可或缺的心理支持力量。巡守隊員蔡宜蓁觀察指出，簡單的陪伴與聊天，便能為長者提供巨大的心理慰藉。然而，這支關鍵隊伍的運作經費仰賴原民會專案補助，並僅執行至三月。若補助未能延續，隊員恐因生計壓力難以持續投入，進而使獨居長者陷入更深層的孤立。不過，巡守隊員Iyoug對未來抱持樂觀態度，認為補助應會持續。

「長者對於熟悉的面孔更具信任感，簡單的陪伴與聊天即能提供極大的心理慰藉。」巡守隊員蔡宜蓁憂心地表示，「補助若未延續，隊員在自身生計壓力下恐難持續投入，獨居長者也可能陷入更深孤立。」

部落長者正積極透過多元管道找回生活重心，例如居民陳德壽便分享，儘管初期感到十分恐懼且至今仍會擔憂災難重演，但透過參與文健站的活動，與他人談笑互動，心情已逐漸轉為開朗。高齡89歲的阿嬤在居服員與巡守隊的鼓勵下，也從最初的崩潰哭泣轉為自我調適，顯示在地關懷結合社交互動的重要性。

校園隱形傷痕與教育者的雙重負荷

災後的心理創傷在校園中亦無聲蔓延，對青少年學子造成深遠影響。花蓮光復商工校長陳德明指出，許多受災學生雖已返校上課，但因家庭環境尚未完全復原，導致學生出現出席狀況不正常、情緒持續低落等現象。校方為此積極啟動輔導管道，期盼專業力量介入，協助學子穩定身心。

一名受災學生在諮商時坦言，面對生活環境一夕崩塌，心中充滿難受與無力感，甚至浮現關於死亡的負面念頭，目前僅能透過諮商師教授的深呼吸法，試圖在情緒瀕臨崩潰時找回冷靜。光復商工輔導主任郭又銓進一步分析，高中階段青少年傾向壓抑，不輕易表露需求，加劇了校方理解其心理狀態的難度。他強調，偏鄉學生常面臨家庭、情感或人際關係等既有議題，天災衝擊往往使這些問題擴大，導致創傷反應複雜交疊。這段期間，校內通報的自我傷害意念、家暴或性別議題案例不減反增，顯示洪災對學生心理的長期影響持續發酵。

張老師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黃玉真提醒，若災民出現經驗重現、逃避忌諱、神經緊繃及悲觀感想等四種指標，且反應持續超過一個月，即可能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諮商師的角色在於引導學生識別這些正常反應中的異常訊號，並提供個別諮商服務，以防範悲劇發生。

• 經驗重現： 不斷回想起創傷事件的畫面、聲音或感受。
• 逃避忌諱： 刻意迴避與創傷事件相關的人事物或情境。
• 神經緊繃： 容易受驚、睡眠困難、易怒或過度警覺。
• 悲觀感想： 對未來感到絕望、負面思考，或失去對事物的興趣。

在災後重建過程中，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心理健康常被忽視。黃玉真指出，許多老師本身也是受災戶，卻必須在極短時間內重回崗位，同時肩負照顧學生與校務等多重職責，其心力交瘁的狀態如同「八爪章魚」般。這些老師為了維持校園運作，往往武裝起脆弱，對外宣稱「沒事」，但內在創傷實則已達飽和。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聘任督學楊國如說明，初期救援資源並非直接心理諮商，而是引入「正念療癒」與「園藝活動」，透過植物修剪與自然接觸，老師們獲得療癒感，在放鬆氛圍下才願正視自身需求，主動尋求個別諮商。讓老師從「受災者」與「照顧者」雙重身份中獲得喘息，是校園心理重建的重要前置步驟。

偏鄉諮商資源困境與預算分配失衡

儘管心理需求殷切，光復鄉的諮商資源卻面臨嚴重不足。心理諮商師林宜霈分析，心理陪伴工作分為前期的「心理急救」與中長期的「深耕輔導」。他指出，許多民眾在災後初期忙於滿足居住與生存等基本需求，直到生活稍事安定後，心理創傷才會顯現，因此中長期的持續服務至關重要，然而目前的服務量能顯然難以支應長期需求。

針對人力資源困境，臺灣創造性藝術治療聯盟秘書長林曉蘋直言，受限於地理距離，外地專業人員難以長期服務光復鄉。目前鄉內心理工作多由在地學校、醫院或社福機構人員兼任，專業量能趨於飽和。林曉蘋更提醒，若由未受專業訓練或缺乏認證的志工投入心理輔導，可能造成隱憂，因志工若意外揭開災民創傷記憶，卻因缺乏專業技巧無法有效處理情緒，反而會導致更危險的心理損害。

心理諮商師陳妙柔也分享了地理與社會階層帶來的服務死角。她坦言，即便在交通相對便利的「仁愛43據點」開設工作坊，最需要服務的往往是那些住在佛祖街、明利村等偏遠山區的災民，或因身心狀況無法出門的人。對於這些「沒有出現的人」，現行服務模式仍難以觸及，未來必須思考如何調整服務方式，以主動入戶等更靈活的形式打破距離藩籬，確保脆弱族群不被遺落在心理安全網之外。

災後復原的資源配置問題，是地方政府與民意代表關注的焦點。花蓮縣議員楊華美指出，花蓮縣整體的心理諮商人力資源極度匱乏，截至 2023 年，全縣 13 鄉鎮市僅由 2 名專任及 16 位兼任心理師服務，醫療人力不足已是常態，偏鄉情況尤甚。她質疑現有分區服務的成效，認為數據往往無法如實反映光復鄉親所獲得的真實幫助。

花蓮縣議員楊華美批評：「中央撥付的 270 億元重建經費幾乎全數投入硬體工程、疏濬及設施修繕，但關於人的心理與日常生活的『軟體重建』預算，卻未被含納在花蓮縣政府的編列範圍內。」她警告，心理重建若缺乏穩定的經費支持，將出現長期的服務空窗期。

信仰力量與多方協力的必要性

在公部門資源到位前，宗教體系已率先發揮安定人心的作用。馬太鞍教會牧師楊阿華回憶，洪災發生當下，教會立即開放空間收容災民。他觀察到，原住民居民起初表現平靜，但隨後強烈的情緒起伏便開始湧現，曾有災民親眼目睹親人在眼前被洪水沖走，心理受創極深。他認為，信仰能提供災民傾訴的對象與心靈依靠，這種情緒慰藉在災後初期的衝擊階段尤為關鍵。

災民蘇建昌的經歷也證實了宗教場所的安定效果。他表示自己在教會住了 21 天，是住得最久的災民，在無家可歸的絕望中，教會提供的安定力量是他唯一的支持。這種由信仰與社區連結共同築起的心靈港口，在心理諮商資源尚未能全面覆蓋偏鄉時，填補了極大的需求缺口。

展望與影響

儘管馬太鞍溪鋼便橋等硬體工程進展高效，但人心的修復仍需漫長歲月。花蓮災後的心理支持工作不應僅止於初期的慰問，更需要結合部落守望、校園專業輔導、以及公部門預算的長期穩定挹注。政府應正視「軟體預算」的必要性，將心理輔導、社區陪伴與社會支持系統納入常態性的災後重建計畫中。唯有確保每一位受災者的心靈傷痕都能在多方協力的支持下獲得專業且持續的撫慰與癒合，方能避免當硬體建設竣工之際，災民內心的空虛與失落感成為社區發展的長期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