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當一個政黨的公器，被指控淪為特定個人的政治工具，這究竟是捍衛公道，抑或是本末倒置的資源錯置？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今(3/29)針對民眾黨為創黨主席柯文哲的司法案件發動凱道集結，提出嚴厲批判，直指此舉為「仇恨動員」，並強調政黨的真正使命應是追求廣大民眾的公共利益，而非服務個人官司與權力，呼籲建立「制度高於個人」的政治文化。</p>
<h2>現象觀察：凱道集結的政治意涵</h2>
<p>在台灣政壇，因應司法案件而發動群眾集結並非罕見。然而，當民眾黨為其創黨主席柯文哲涉及的京華城案與政治獻金案，在一審被判處17年後，選擇於凱達格蘭大道集結，聲稱要為柯文哲「討公道」並抨擊總統賴清德時，這項舉動的政治意涵便值得深入探究。現場不僅有多位民眾黨公職人員到場，更有超過20名國民黨立委現身力挺，顯示這場集結已超越單純的司法聲援，更帶有明確的政治動員色彩。</p>
<p>話說回來，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在同一時間召開黨員代表會議，對此現象表達了強烈的不滿與憂慮。她直言，作為一個政黨，特別是背負社會期待的第三勢力，其真正的使命理應是「為廣大民眾討公道」，而非將政黨公器轉化為「為了一個人討公道」的私人工具。這種將政黨資源與影響力，挪用於特定個人利益與政治公關的作法，在王婉諭看來，無疑是<strong>本末倒置</strong>。</p>
<h2>原因剖析：政黨定位與個人權力的拉扯</h2>
<p>探究這類政治動員的深層原因，不難發現其核心在於「政黨定位」與「個人權力」之間的拉扯。一個政黨究竟應是服務全體國民的公共平台，抑或是特定領導者捍衛自身權益的工具？王婉諭強調，政黨是社會的公器，其運作應遵循公正、透明的原則，而非「因人設事」或為特定人士修改規定。當政黨發動「仇恨動員」以謀求其口中的「公道」時，其實已偏離了追求公共利益的初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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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王婉諭明確指出：「政黨是社會的公器，因人設事、為特定人士修改規定，甚至發動仇恨動員來謀求其口中的『公道』，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作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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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這種將政黨資源傾斜於個人官司的行為，不僅模糊了政黨應有的公共性，更可能讓支持者誤解政黨的核心價值。當政黨的重心從解決社會問題、推動政策進步，轉移至替個人辯護時，其作為「第三勢力」所應扮演的監督與制衡角色，便會大打折扣。</p>
<h2>影響評估：政治文化與社會信任的挑戰</h2>
<p>此類事件對台灣的政治文化與社會信任將帶來何種影響？首先，它可能加劇政治的兩極化與對立。當政黨以「仇恨動員」的方式來凝聚支持者時，非但無助於解決實質問題，反而會進一步撕裂社會，讓不同立場的群體間的溝通成本更高。其次，這會侵蝕民眾對政黨的信任度。如果政黨被視為個人工具，而非公共利益的代表，那麼民眾對其政治承諾和改革能力的信心將會動搖。</p>
<p>為此，王婉諭向時代力量全黨宣示了三項不可退讓的原則與期許，旨在重塑健康的政黨文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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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rong>制度高於個人：</strong>政黨的制度絕不能為特定個人量身訂做，面對重大爭議案件時，更不允許事後調整規則以迴避責任。</li>
<li><strong>拒絕仇恨動員：</strong>政黨絕不應帶領支持者進行仇恨動員，或針對特定個人與政黨發動惡意攻擊，因為仇恨政治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只會進一步撕裂台灣。</li>
<li><strong>領導者負起責任：</strong>政黨的黨職人員，特別是領導者與決策團隊，必須具備清楚的責任意識，絕不可推卸責任。</li>
</ol>
<p>這些原則不僅是對時代力量的內部要求，也是對台灣整體政治環境的一種呼籲，旨在提醒各政黨應回歸其為民服務的本質。</p>
<h2>趨勢預測：新政治的選擇與挑戰</h2>
<p>展望未來，台灣的政治發展將面臨何種趨勢？在現有兩大黨之外，第三勢力若要脫穎而出，必須提出一套截然不同的政治典範。王婉諭認為，時代力量必須成為一個「制度高於個人」、「將力氣花在改變而非仇恨」，且「責任永遠先於權力」的政黨。這不僅是口號，更是對當前政治亂象的一種反思與回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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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王婉諭強調：「只有建立起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與檢驗標準，才能為那些對現狀傷心、對新政治失望的民眾，提供一個真正不一樣的選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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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這種主張，對於那些厭倦藍綠惡鬥、期待理性問政的選民而言，無疑具有吸引力。然而，如何在實踐中堅持這些原則，並在複雜的政治生態中保持獨立性，將是時代力量乃至所有追求「新政治」的政黨所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政黨的公器性，始終是衡量其政治成熟度與社會貢獻的重要標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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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王婉諭為何批評民眾黨為柯文哲發動凱道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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