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立式銑床的維修報價單，原始金額是8萬9,250元，經過某人「調整」後，變成16萬2,000元，最終成交在14萬7,000元。中間多出來的那5萬7,000元，沒有進到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的帳戶，而是裝進了謝姓前安全官的口袋。

這個數字不算巨大，甚至在一筆幾十億的國防預算面前顯得微不足道。但正是這種「不過就是幾萬塊」的日常，才最值得我們停下來看仔細。因為它揭露的不是什麼精心策畫的貪腐大案，而是一種深植在採購流程細節裡的——「習慣」。

謝姓資訊安全官從2015年到2020年，以約雇身分任職於中科院飛彈火箭研究所射導機電研製組。他所謂的「資安」職責，其實也包括了電腦與機械設備的維修及採購。2019年他經手的那件立式銑床維修案，就成了整起事件的觸發點。

問題來了：一個負責維護安全的人，為什麼反而成為最有「技巧」去繞過安全機制的人？

現象觀察：回扣不是「暗著來」，而是「明著喬」

這起案件最令人玩味的，不是回扣本身，而是它的「透明度」。根據廠商在法院的證詞，早在正式接洽之前，業界就已經流傳「謝男會要求報價墊高」。換句話說，這幾乎已經是某種公開的遊戲規則。

果然，雙方一接觸，謝男就直接要求廠商將原始報價從8.9萬灌水到16.2萬，議價後落在14.7萬成交，中間的5.7萬差額則以現金交付。整個過程沒有複雜的境外帳戶，沒有層層轉包，連LINE對話紀錄都被檢方完整掌握——這不是什麼高明的手法，而是一種「被默許」的操作慣性。

根據判決書內容，廠商證稱「早在接洽前就聽聞謝男會要求報價墊高」，後來謝男果然提出相同要求。這段證詞揭露了一個關鍵訊號：這並非單一個案的行為，而是採購體系中某些人早已心知肚明的「潛規則」。（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

謝男在辯護時主張，選擇該廠商是因為「價格便宜、處理速度快」，而且採購案經過長官實質審核放行，頂多算是「行政瑕疵」。說真的，這種辯詞在法庭上或許還有空間，但在產業實務邏輯面前，簡直不堪一擊。

如果廠商真的便宜又快，你何必硬要把報價墊高將近一倍？如果長官審核就能擔保一切，那為什麼合約金額與市價行情之間的落差，沒有在任何一個環節被質疑？

原因剖析：制度設計防得了大鯨魚，擋不住小蒼蠅

中科院作為國防科技研發的核心機構，每年經手的採購金額龐大，內部當然有一套完整的審核與稽核流程。但這起案件告訴我們，再嚴謹的書面審查，也填補不了「人」在實務操作中留下的空隙。

首先，約雇人員的權責邊界往往是灰色地帶。謝男以約雇身分擔任資訊安全官，工作內容涵蓋設備維修與採購，這種「兼辦」模式在許多公務機構並不少見。但問題在於，當一個人同時掌握需求提出、廠商接洽、規格確認的多重權力時，就會形成一個極小的「資訊不對稱」場域——而這個場域，就是回扣得以藏身的縫隙。

其次，維修採購本身就具備高度的專業判斷空間。一台立式銑床的故障原因、維修難度、零件更換需求，這些資訊只有經辦人最清楚。長官在簽核時能檢查的，頂多是程序是否完備、預算是否合理，但對於「這個價格到底合不合理」，說實在的，很少有人會拿著市調報告逐項比對。

再者，廠商的角色也值得深究。在這次事件中，廠商配合了墊高報價的要求，最後也如實交付現金回扣。但我們必須問：廠商是出於自願，還是擔心拒絕之後，下次就連投標的機會都沒有了？

從產業面來看，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個人道德問題，而是整個採購生態中的「風險轉嫁」機制——經辦人把個人利益轉嫁到公部門成本上，廠商則把配合回扣當成「必要之惡」的營運成本。

影響評估：五萬七的代價，比你想的還要大

一審法院依背信罪判處謝男有期徒刑10月，台中高分院駁回上訴，全案確定。10個月，換算成罰金或社會勞動，以刑度來說不算重。但如果我們只盯著這個刑期，就太小看這5.7萬背後的真實成本了。

台中高分院在判決中認定，謝男「要求廠商浮報價格並收取回扣，已違背任務並損害中科院財產利益」，駁回其上訴。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並非僅憑廠商單方指述，而是有LINE對話紀錄作為佐證，顯示此案的證據鏈相當完整。（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

首先是實質的財務損失。14.7萬元的成交價，對比原始報價8.9萬元，溢價幅度超過六成。這筆錢來自國家預算，也就是納稅人的錢。單一案子的金額或許有限，但這種溢價模式如果成為慣例，累積起來就是驚人的浪費。

其次是制度信任的侵蝕。中科院肩負國防研發重任，其採購效率與廉政形象直接關乎國人對國防體系的信心。當類似案件被揭露，外界不會只記得「有一個安全官拿了五萬七」，而是會開始懷疑「這種事是不是還有更多？」

再來是產業競爭的扭曲。如果浮報價格、給回扣成為常態，真正有技術、有品質但不懂「門道」的廠商，就會在競爭中被邊緣化。長此以往，劣幣驅逐良幣，最終受害的還是公部門的採購品質與技術能量。

最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點：這起案件暴露了約雇人員在國防體系中的權責監理缺口。相較於正式編制的公務人員，約雇人員的考核、輪調與監督機制往往相對薄弱。加上國防單位因業務機敏性，許多內部作業不易被外部審計單位即時掌握，這就形成了一個「看似有制度、實則靠自律」的管理真空。

趨勢預測：這不是結束，而是一個該被放大的警訊

坦白說，謝男絕對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也不太可能是最後一個。法院判決確立了法律責任，但制度面的漏洞不會因為一個人入監就自動補上。

從近年幾個軍購與採購爭議案件來看，「規格綁標」、「浮報價格」、「收取回扣」這三件事，往往是一體三面。先透過規格設計排除特定競爭者，再由特定廠商以較高價格得標，最後將差額以各種形式回流給經辦人——這個套路，在採購圈並不新鮮。

但這次的判決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法律參考點：即便採購案經過長官書面審核，經辦人仍無法因此免責。法院明確表示，層層簽核不代表「違背職務」的行為可以被合理化。這一點，對於所有經手公部門採購的人來說，是一個極具震懾力的訊號。

往後推演，我認為未來至少在兩個層面上會產生連鎖效應：第一，各級國防與科研機構會更加嚴格檢視約雇人員的採購權限，甚至可能縮小單一經辦人的決策範圍；第二，類似案件的舉報意願可能提高——畢竟，當法院已經建立了明確的判決基準，內部員工或外部廠商會更有信心站出來揭露不法。

不過，這些都是「事後」的補救。真正關鍵的問題仍然是：在設計採購制度時，我們能不能從一開始就讓「浮報回扣」這件事變得更困難、更容易被發現？

如果一個資訊安全官可以在業界公開流傳「他會要回扣」的情況下，仍然順利完成浮報程序，那代表我們的審核機制出了問題，而不是那個人的良心。

編輯觀點
這起案件最值得關注的，不是5.7萬這個數字，而是整個採購流程中「沒有人覺得不對勁」的集體沉默。廠商事先就知道要墊高報價、長官簽核時沒有質疑價格異常、稽核單位也沒有在事中攔截——每一個環節都剛好「放水」，才讓這筆浮報順利走完程序。從產業實務來看，真正該檢討的不是單一承辦人的操守，而是為什麼我們的採購稽核機制，永遠只能在判決書裡事後諸葛，卻無法在報價單送出的那一刻就亮起紅燈。如果制度不改，下一個謝男只是時間問題。

所以，與其問「為什麼他敢這樣做」，不如問自己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如果你的工作要經手公部門採購，換作是你，面對一個「大家都在這樣做」的環境，你能不能保證自己不跟著走？

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它值得每一個在制度裡面工作的人，認真想一遍。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自由時報發布。

常見問題 FAQ

中科院前安全官收取回扣被判幾年？

謝姓前安全官被依背信罪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駁回其上訴，全案已定讞。

5.7萬回扣是怎麼從採購案中拿到的？

謝男要求廠商將原始報價8萬9,250元浮報至16萬2,000元，議價後以14萬7,000元成交，差額5萬7,000元由廠商以現金交付給謝男。

為什麼不是判貪污罪而是背信罪？

因為謝男為約雇人員，不具公務員身分，無法適用貪污治罪條例，因此法院以背信罪論處，罪名是「違背職務造成中科院財產損失」。

中科院內部還有類似採購弊端嗎？

法院判決未提及是否有其他案件，但本案中廠商證稱「業界早有耳聞」，顯示類似手法可能非單一個案，建議密切關注後續檢調與內部稽核動向。

如果發現公部門採購浮報價格，該怎麼檢舉？

可向法務部廉政署、監察院或該機構內部政風單位提出檢舉，建議保留相關報價單、對話紀錄等具體證據，以利調查單位後續追查，如有疑慮可諮詢專業律師。

※ 此篇文章由 AI 改寫或生成，內容僅供參考，可能存在錯誤或不準確之處。